以经济出现低谷的时间点来看，1981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为5.2%，下一个经济低谷1990年经济增长率为3.8%，之后是1999年经济增长率7.6%，下一个就是最近的2012年7.7%或2013年的7.7左右。
2000年以前的数据基本如此，因此在此省略。缓解土地高价，除了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增加有效供给之外，还要管住货币这个闸门。
关于产能过剩的原因，目前主要有四种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结果，短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市场竞争，因此，不必对产能过剩大惊小怪。第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包括购买以前年度生产的产品，而资本形成总额却不包括这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在以前年度已经计入当年的GDP。第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包括土地交易金额，而资本形成总额却剔除了土地交易部分，因为土地不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土地交易不能形成GDP。但是，由于经济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增长并没有带来同比例的相关产品需求，由此导致这些产品产能过剩。国家的垄断为什么一定导致土地供应不足呢？这是因为，国家的征地行为严格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国家要严格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对建设用地供应实行严格的指标控制。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50%以上要靠投资拉动，而投资的30%以上不能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那么至少降低了15%的经济增长率。尽管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仅占0.33%，但农村集体建设所占比重为3%，是前者的10倍。长期来看，TPP代表着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新方向，中国加入TPP是大势所趋，中国应该利用短中期的时间，加强自身的发展，逐步实现贸易转型，改善国内劳工标准，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并在合适的时候启动加入TPP的谈判，最终成为新的贸易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央货币委员会委员陈雨露的研究，中国有望在未来30年（即到2040年），通过两个三步走战略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即从周边化、区域化走向国际化，从贸易结算化、金融投资化走向国际储备化。借鉴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经验，中国未来的经济治理模式应当沿着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方向发展，以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新兴世界的吸引力，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软实力。长期来看，参与全球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对中国利益极大，不仅可以保护本国金融市场的安全，还可以对维护稳定的世界金融市场做出贡献。当前金融治理在全球协调层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金融监管机构各自为政，互不协调。
虽然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分别达到了32.8%和56.6%，但来自西方国家针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依然不绝于耳，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尤甚。 一、西方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希望中国担任的角色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西方仍然在当今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战略目标，也是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支点。表面上看，TPP是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的规则制定，实质上，是美国在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新尝试，是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扩张的新举措，中国不能掉以轻心。在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同时，中国应当充分尊重欧元作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尽可能采取有利于欧洲走出主权债务危机泥潭的措施，毕竟欧元的走强将有利于中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完成了从经常账户逆差向顺差的转变。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进入专题： 全球经济治理 。最后，坚实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消除某些国有部门的市场垄断行为，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真正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鉴于TPP对中国未来对外贸易的巨大潜在影响，确定有关TPP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然而，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对中国的需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
自中国入世以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美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国政府施压，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严重低估人民币币值，要求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升值。据汇丰银行的《人民币崛起II》报告称，截至2012年8月，全球超过1万家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而中国进出口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重从2010年的3%增长到2011年的9%，2012年达到了12%。
与经常账户顺差直接相关的是人民币币值问题。同时，中国应当加强与现有或潜在参与TPP国家之间的双边FTA谈判，利用双边贸易规则来影响TPP具体规则的制定，达到引导TPP向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的目的。
通过减少贸易收支顺差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做出贡献。 二、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目标 完全改变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不现实的。第一，改革国内经济治理模式，提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软实力。最终，人民币作为拥有强大实体经济的第三方融入当前缺乏稳定性的双本位货币体系，也将使之演变为相对稳定的真正的多储备国际货币体系。2013年10月8日，上海金融自贸区的成立是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试水的重要一步，将成为中国全面试验贸易结算化和金融投资化，并最终走向国际储备化奠定基础。同时，我们应当利用当前TPP谈判艰难推进的机会，利用明年担任APEC轮值主席国的机会推动重启WTO多哈回合谈判。
二战后至今，真正充当国际结算的主要工具还是美元，真正的多储备货币体系没有得以建立。从现在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尚处于初始阶段，世界范围的交易市场还多处于离岸市场的层面，但已经显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2010年以来，作为美国调控世界经济主要工具的IMF连续发布《全球经济展望》中认为人民币处于被大幅低估的状态，不止一次地通过各种途径督促人民币升值，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因此，改变美元的核心地位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键，因为如果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即使各国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美元的锚定作用将会使得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依然存在。
第二，维护世界贸易秩序稳定。长期看，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最终将传导至新兴市场，导致新兴市场的量化宽松，最后可能对全球经济、资本流动、通涨水平甚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产生巨大影响，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蔓延。
即使在今天，中国已经位居全球经济生产总值第二的高位，但依然在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撼动西方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要遵循全球化的基本规律，适度鼓励人民币在世界范围交易市场自然扩张，要与中国经济的世界化同步，与中国分担的世界责任与义务同步。但与此同时，培育能够代表新兴经济体承担国际责任的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是更加迫切的任务，人民币无疑是最佳选择。再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使中国经济增长真正有利于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消除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利影响。
在新的对外开放战略下，中国应当为营造一个有利于从低端结构经济向高端结构经济转型的外部环境而努力，应当尝试改革国际经济规则，改善外部体制环境，应当承担起一个负责任大国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责任。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有所抬头，WTO多哈谈判回合长期陷入僵持，各主要经济体正在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范。
从当前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来讲，西方发达经济体希望中国在对既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行微调的前提下，为西方国家经济早日走出衰退做出贡献，例如要求中国为IMF等缺乏资金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为遭遇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虚拟经济泡沫破灭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严重的流动性短缺问题，美联储连续3次发布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金融资产方式向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并有可能在美国经济复苏动力不强的情况下继续推出量化宽松政策。
实质上，这一局面是由于美国自身的经济政策造成的。首先，政府要转变行政职能，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向市场注入更多的活力。
中国应当在未来采取互利共赢的战略，颠覆西方攫取绝对利益的经济价值观，用东方包容性的价值观证明中国的崛起对西方并非意味着世界末日，而是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从而达到与西方合作的目的。第一，基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可以低成本对外融资，通过高负债支持国内的高消费和低储蓄，维持本国经济繁荣的同时为亚洲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充足的外部需求，看似平衡的结果造成了目前金融危机后的大幅失衡。而对世界经济影响力较小的新兴经济体只能处于被动应对状态，不仅影响这些国家的出口和经济稳定，其货币政策、资本流入等方面的政策也将发生变化。未来的5年到10年，这一过程将会结束，世界可能面临不确定性。
日本近期实行的安倍经济学的实质就是货币的量化宽松政策，2013年4月提出用两年左右时间将基础货币投放规模扩大一倍并达成2%的通胀目标，意在使日元加速贬值，创造通胀预期，拉动国内消费和投资。2012年的前两个月里，中国全部领域的海外直接投资总额同比增长147%。
美欧等发达国家在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后，均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量化宽松政策，似乎这已经成为脱困的唯一良药，虽然暂时阻止了经济继续滑向深渊，但却不是长久之计，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逐步显现。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将为世界贡献出惊人的购买力，将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的出口需求，进而满足国内就业压力的需要，这一点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后迫切需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出发点所在。
欧洲央行于2012年推出3年期长期再融资操作，通过向商业银行抵押贷款的方式向市场间接注入流动性，近期，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宣布将继续保持长期低息政策。西方复苏的这段时间是中国确立在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地位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有效利用这段时间实现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目标，为延长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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